小提琴大師胡乃元  透過演奏找到自己

文／藍麗娟
2002年6月 CHEERS雜誌

總有人要求胡乃元演出時應該「激動一點、動作大一點」，胡乃元總是一笑置之。他說：「我就是我，就像梵谷還是梵谷。」下午兩點，兩坪大的TVBS新聞部化妝室人來人往，吹風機的嗡嗡聲沒間斷過。噪音總讓人不耐，更何況是擅長製造優美音色的音樂家？你想不到，安安靜靜坐在角落的，竟是台灣在全球樂壇最有成就的小提琴演奏家：胡乃元。他的臉上毫無慍色，手撫咖啡色的琴盒，準備進棚錄新聞節目。可能是胡乃元太過沈默，每次他回台，都為他上妝的EMI唱片特約化妝師忍不住問：「你今天怎麼那麼嚴肅？」

真誠如赤子

十幾歲就被家人送出國學琴，24歲就贏得小提琴最高榮譽─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王小提琴大獎。34歲時，與西雅圖交響樂團合作灌錄的哥德馬克與布魯赫協奏曲CD，還獲得古典音樂權威評論《企鵝指南》「三星帶花」最高評價。這麼多音樂成就，讓第一次接觸胡乃元的人，誤以為他是高高在上的音樂家：嚴肅、拘謹、內斂、有距離。其實，就像親近任何一個單純、怕生的小孩子，你跟胡乃元接觸久了，你會發現他真誠、可愛、易於相處的真性情。

有些國際巨星來台灣演出，總會親熱的逢人說要一起做什麼，後來卻不了了之。「但是胡乃元不是這樣，」他的好友鋼琴家葉綠娜說，胡乃元雖然忙碌，但是一旦約好，說到做到。「他非常真誠、是台灣人那種很紮實的感覺，」葉綠娜說。

在樂壇，「很好相處」，意味著「沒有架子」、「不耍大牌」。今年4月，荷蘭銀行邀請胡乃元將美國搖滾樂手唐麥克林（Don Mclean）的歌曲，詮釋、錄製為「梵谷協奏曲」。胡乃元一答應邀約，就在時限內，完成編曲、演奏、錄音等各項工作，不僅時間控制精準，優美的樂曲，讓唱片公司大為讚賞。不少國際級巨星來台，總在24小時內旋風式的過境、演出；在台南市出生，在美國學琴、住在紐約市，對台灣既陌生又熟悉的胡乃元，總會多些駐足。

「胡乃元顧家顧的不錯，算是常常跑回來，」樂評人張維志觀察。前年，胡乃元回台參與國際巨星音樂節的演出，去年也回台演出。這麼多年來，胡乃元也會應本地教師的邀請，指導學生拉小提琴。此行回台灣，胡乃元所屬的EMI唱片公司安排不少採訪邀約，儘管密集，他一一配合。

梵谷是精神導師

其實，胡乃元是一個不太會說「不」的人。因為長年旅居國外，所以，每次胡乃元回來，總是拒絕不了朋友或採訪的邀約，「回到台灣，體力就要變得很好，」胡乃元自我解嘲的說。在外人看來，音樂家常常參與重要的演出，稱之為「活躍」。但是，想要潛心研究樂曲的胡乃元，卻仍然有許多演出推不掉。演奏家在演出前，需要一段長時間準備，潛心思考。最近幾年，胡乃元專注於找出自己的演奏風格，因此刻意地減少公開表演的機會，尤其是，近來他好不容易買到莫札特、貝多芬的手稿翻印本，如獲至寶，「我多麼希望有6個月時間不演出，在家專心研究曲子，」胡乃元感慨的說。

胡乃元非常崇拜梵谷，在言談中，可以隨口說出梵谷寫給弟弟的信中，曾經說過什麼樣的話。不明究裡的人，還以為胡乃元為了詮釋2分半鐘的「梵谷協奏曲」，竟然下了這麼多工夫。追問原因，其實是有一回，胡乃元在哈佛大學演出完畢，在大學書店裡買了梵谷與弟弟的書信集，對梵谷即使窮到必須靠弟弟接濟，卻一心追求自我對藝術的定義，不管當時畫壇的流行，大為感動；他也對梵谷賣不出幾幅畫，卻還必須硬著頭皮向弟弟要求援助的窘境，大為動容。

胡乃元不敢自比為梵谷，只是在追求藝術的境界上，梵谷是他的精神導師。胡乃元不只熟讀書信集，還會造訪紐約當代藝術館等珍藏梵谷名畫的博物館，想體會梵谷當時創作的艱辛。從小就離開台灣，長期住在美國的胡乃元，是一個念舊、關心故鄉的人。葉綠娜說，胡乃元即使住在紐約，還是很關心台灣的政局發展、台灣的環境。同樣是台南人的胡乃元，甚至還會在好友面前模仿阿扁總統。當人們問他是不是跟阿扁同鄉，他還會正色的加以區分：「他是台南縣，我是台南市。」

每次回台灣，胡乃元總習慣住在亞都麗緻飯店，更不會忘了回台南老家吃好吃的鱔魚麵。他喜歡看侯孝賢的電影，回台灣時，也不忘到DVD專賣店搜尋侯孝賢的新片。

沈醉於歷史與天文

對於家鄉，胡乃元總有著一股想要瞭解的念頭。倒不是因為他離家太久，而是因為他的父母親。胡乃元擔任醫師的父親在白色恐怖時期，曾經被抓進綠島。並不是父親的經歷讓他仇恨，而是，父親的遭遇引起他的好奇心，想要瞭解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的事。

於是，他讀英國學者、耶魯大學教授史景遷寫的歷史書籍，又看黃仁宇的歷史著作，想要用抽離的距離來探究歷史，讀著讀著，就讀出興趣，甚至佔掉原本應該給音樂的時間。「如果我沒有當音樂家，我應該是在研究歷史或天文吧！」胡乃元說。想研究天文，也跟父親有關。胡乃元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小時候看到爸爸曾經做了一個星象圖，他很好奇，結果爸爸告訴他，星象圖是在綠島服刑的時候做的，因為萬一有機會坐小船逃到海上時，至少不會迷失方向。

父親對胡乃元的影響，真的很大。

小時候，胡乃元會想學琴，就是看到父母親聽著唱片，被唱片裡優美的小提琴樂聲吸引，小小的願望慢慢成形，希望自己哪一天也可以拉的這麼好。後來，胡乃元的音樂天分不斷展露，父母親因而決定在他10歲出頭時，送他出國學琴。此行，也將胡乃元送上國際演奏家的命運。胡乃元眷戀著台灣，其實，台灣也一直是他在國際樂壇上堅實的後盾，支持著他。

1985年，胡乃元才24歲，就拿到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王小提琴大獎。「那時候，台灣實在是太久沒有人得到這麼重要的獎了，」一位樂評家說。於是，胡乃元回國時，簡直是受到全台「英雄式」的歡迎，讓胡乃元自己都很不習慣。他記得，當時回台南市的母校永福國小時，校長還勉勵學校學琴的學生，要他們好好學琴，「將來變成第二個胡乃元，」胡乃元回憶。當時的他儘管對這句話不以為然，卻深深體會到家鄉對他的期望與支持。至今，家鄉對胡乃元的濃厚的支持力量，依舊未變。

難以企及的敬業精神

身為國際知名的演奏家，胡乃跟別人最不同的，就是他人難以企及的敬業精神。比如，胡乃元為電視節目錄影時，應製作人的要求，一個人坐在鏡頭前，先演奏一小段，旋即定定地望著冷冰冰的鏡頭，用感性的口吻訴說著他對音樂的熱愛。重要的是，整段表演必須控制在3分鐘之內。結果，為了幾分鐘的演出，胡乃元「凍」在低溫的攝影棚，錄了一個半小時。

胡乃元為了兼顧小提琴的技巧與感情，又要表情豐富、感性十足地對鏡頭說話，當然是飽受「NG」之苦：「再來一次，你可不可以拉一段很短的琴，然後對著鏡頭說話，這段話不要太長，」「再來一次，這次拉的又太長了，」「不好意思，你對鏡頭講完話，可不可以眼光不要游移？」

疲倦寫在臉上，但是胡乃元並不會特別凸顯自己的主張；相反的，他專注的聆聽別人的需求，認真的、盡力、稱職地配合。除非，別人的作法已經逾越了他不斷後退的底線。比如，後來導演要求胡乃元來一段現場獨奏。胡乃元演奏了兩次之後，導播叫了一名工作人員到攝影棚抽菸，因為要「製造煙霧」，以達到畫面上「浪漫」的效果。瞬間，菸味嗆鼻。胡乃元忍不住小聲的對製作人說：「可不可以不要煙霧？我想，焦點應該放在我的音樂上。」於是，導演這才「住手」。

表象凌駕本質

或許，導播的作法只是反映了當前一項赤裸裸的現實：人們不再專注聆聽音樂，不再注重音樂的本質。即便古典樂壇，也推波助瀾。英國樂評人萊布列希（Norman Lebrecht）在《誰殺了古典音樂》一書中批評，古典樂壇花大筆行銷預算，包裝、炒作演奏家的身材、明星氣質與高人氣。
萊布列希指出，許多聽眾不識小提琴之美，卻知道那個裝扮向來火辣的陳美；三大男高音寧願到足球場唱給6萬人聽，卻要取消大都會歌劇院僅容3千個席位的演出。

「如果成功就是學三大男高音擁抱觀眾；或是叫我做陳美那樣的表演，可能錢很多，我也做不出來，」胡乃元說。

胡乃元不擁抱觀眾，並不代表他不親和、不重視與觀眾的互動，相反的，他其實很喜歡在小型的場地演奏，因為這樣可以跟聽眾更親近。比如，這次胡乃元回台，在一場小型演奏會中，他就是一邊演奏，一邊停下來講解巴哈譜寫無伴奏小提琴曲時，發生在巴哈與妻子之間的故事，還示範各種不同的演奏法。「他從頭到尾，很自在的講，而且他很確定，跟人群溝通是最好的表達方式，」一位聽眾回憶當天的細節。

「我就是我！」

然而，大多數人看到的胡乃元，是在大型表演場地如國家音樂廳的表演。於是，只看見他在偌大的場地中，不高的身材、閉上眼睛、動作小小的，龐大的場地，很難展現他與聽眾互動的親近。所以，總有人要求胡乃元演出時應該「激動一點、動作大一點」，胡乃元總是一笑置之。「我就是我，就像梵谷還是梵谷，」胡乃元說。「他的演奏比較不會那麼激烈、譁眾取寵，」樂評家楊忠衡指出。其實，胡乃元的風格，跟師承很有關係。

楊忠衡分析，小提琴演奏家可以大略分為兩種學派，一種師承來自茱麗亞音樂學院，另一種則是法比學派。楊忠衡指出，當前許多有名的音樂家，比如甘迺迪（Nigel Kennedy）、夏漢（Gil Shaham）、林昭亮等人，都來自茱麗亞音樂院。茱麗亞音樂院會教導學生怎麼樣在舞台上得到最好的效果，怎樣跟聽眾互動，所以聽眾剛開始聽他們的演奏會覺得很刺激，因為對比大、很劇烈。

胡乃元在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琴，師承是國際知名的約瑟夫金格（Joseph Gingor）這一派被稱之為法比學派。法比學派的屬性類似西歐的演奏方式，很講究音色的控制，希望為每首曲子找出特有的風味、賦予曲子一種整體的風格。相較之下，法比學派不像茱麗亞音樂院凡事講求效果、對樂曲總有一貫的詮釋邏輯。

或許，如果把茱麗亞音樂學院比喻為星巴克（Starbuck）咖啡，那麼法比學派或許可以比喻為街角那家咖啡煮的很好，每一杯咖啡都有獨特風味的咖啡店。

享受創作的過程

師承之說，是樂評家為了幫助聽眾瞭解音樂而做的分類，胡乃元自己並不特別認同，但是，對胡乃元來說，他特別在意的，的確是音樂的風格、音樂的本質。因為，真正驅使（drive）演奏家不斷往前的，是「一種想要透過曲子來表達心聲的慾望，音樂家到最後要的就是這個，」胡乃元不斷強調。

人們之所以聽不同的人演奏音樂，是因為演奏家在演奏一手樂普時，從中融入了個人的人生歷練、生長過程、快樂、悲傷、痛苦。所以，不同的演奏家，即使演奏同一個樂譜，傳達給聽眾的感覺也會全然不同。在音樂的路上，真正讓胡乃元樂在其中（enjoy）的，也就是用小提琴來表達自我、傳達給聽眾的「創作」過程。

雖然，這個過程是痛苦的。胡乃元覺得，這個創作過程，或許用「找自己」、「發現自己」來形容，會更貼切。比如，同樣演奏巴哈的曲子，9歲時，胡乃元只是想要拉出唱片裡面的音色。18歲時，胡乃元覺得應該拉出隆重、莊嚴的感覺，但覺得或許是技巧不夠好，需要再下工夫。等到30幾歲，對人生有了更深刻的體悟，這才發現，音樂裡的情感與音色美，完全是兩回事。18歲以為巴哈應該是隆重、莊嚴的，現在反而覺得應該是要用音樂來親切地講述整個故事。「可能就是因為走過人生之後，才比較有可能接近上帝，而不是還沒進教堂之前就已經在膜拜，」胡乃元比喻。

找到獨特性

隨著年紀的增長，胡乃元愈發覺得需要找出自己的獨特性。

他會花很多時間去蒐集音樂家的原稿，潛心研究兩、三百年前，莫札特、貝多芬等音樂家譜曲時的原始想法，並且比對後來承傳下來的傳統演奏方式。結果，他往往驚訝的發現，原來幾百年來，許多既有的傳統演奏方式一直是錯誤的，而且因襲甚久。這反而給了胡乃元一個非常開闊的選擇空間。因為，胡乃元演奏時，不用按照傳統的演奏方式，反而可以自在的融會原稿的傳統方式與既有的演出方式，並且修正過去老師教導的，與自己的習慣，最後，找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方式。

道理說起來簡單，但是，怎麼融會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方式？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。胡乃元說，摸索的過程，就像是要拿掉學走路的工具，重新學走路。從弓法、指法、發音的方法，都要一一修正，一直到最後每一個音連起來。

在沙灘上澆花

這段歷程，胡乃元形容，就好像中國詩人兼畫家范寬在「谿山行旅圖」中畫的旅人，不斷在爬著群峰，爬完一座又一座，眼看著就要到了，沒想到竟然還有更高的一座山在那裡等著。胡乃元的一位朋友就說，在3年內聽胡乃元演奏同一首曲子，每一次的詮釋方法都差別好大。

「找自己真的很痛苦，」胡乃元說。胡乃元比喻，音樂家就像一匹拉車的馬，而聽眾就是車上的乘客，享受著音樂家的付出與奮鬥。如果梵谷眼中的美，不是農夫與田園，而是當時流行的貴族肖像，那麼，也不會成就他的藝術的獨特性。胡乃元也是如此。胡乃元總是記得小提琴大師海飛茲說的這句話：音樂家必須要有一種Intergrity，面對自己，只要給自己交代、不違背自己就好了。

徐志摩有一首詩，描寫在沙灘上澆花的人，胡乃元讀了大有感觸，「在沙灘上澆花不是很笨嗎？但是我就像是這樣，」胡乃元說。